“公能校训”对现代公益的启示

叔孙仲通

南开系列学校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通称“公能校训”。公能校训具有深刻的内涵，体现着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精神品质，对学校的发展和师生品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和其他许多高校校训重点着眼个人修身治学不同，公能校训的社会属性相当突出，特别重视服务社会，不仅强调个人的提升，更强调群体和社会的进步。公能校训不仅是学校教育理念，也是社会教育理念，还是社会建设理念。服务社会，也即是服务“公共利益”，因此公能校训的宗旨和公益事业的宗旨是一致的。着重群体和社会的进步，这和公益事业的建设目标也是一致的。公能校训的基本理念完全适用于公益事业，所蕴含的智慧对公益事业也可以提供全方位的启示。
    以下从公益研究的角度，主要结合南开创校校长张伯苓先生的有关论述，对公能校训加以解读。

                                                                           “公能校训”的诠释

    一、“公能校训”的由来
    公能校训是张伯苓于1934年拟定的。“允”字是个语助词，大体相当于“既”、“又”，允公允能就是“又公又能”的意思。“公能”是南开教育思想的核心，南开精神也即“公能精神”。公能校训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受儒家影响尤深，同时也借鉴了日、德、英、美等国的教育理念。公能教育思想的提出其实远早于1934年，早在南开初创之时，校父严修便提出了“尚公”、“尚能”的主张，并在办学过程中一直践行“公能”二义。（《南开大学•校训》，南开大学校史网）
    关于公能校训的立意，张伯苓在1944年所作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一文中有详细说明，乃是为了对治国人“愚”、“弱”、“贫”、“散”、“私”等五病。在文中他谈到了南开的五项训练，“一以‘公’、‘能’二字为依归，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义，作为校训。惟‘公’故能化私，化散，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此五项基本训练，以‘公’、‘能’校训为指导原则，而‘公’、‘能’校训，必赖此基本训练，方得实现。分之为五项训练，合之则‘公’、‘能’二义，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二、释“公”
    公，从八从厶（私）。八者背也。《说文解字》说：“背厶谓之公，或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公字有很多具体的含义，如公正无私、共同的、大众的、公共的等等。
    公能校训的核心是“公”、“能”二字，“公”、“能”二字的核心是“公”。能是能力，增能以为公为依归。张伯苓在其文章和演讲中，很多地方都对公字的内涵作了解读。
    公指社会和国家。这方面张伯苓的论述很多。他还寄望青年“以万国大同为志”，可见公也指世界。
    公指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使人民……负责任肯牺牲，没有名利之思，不做意气之事，什么事都以国家为前提。”（《今后南开的新使命》）
    公强调服务公共事业的实际行动。“若不骂人、不偷、不怒、不谎、不得罪
于人等事，先时多谓此为道德很高，然而此为消极的，于今不能谓此为道德。盖彼者，不过无疵而已，于社会虽有若无。今因于社会进步上着想，吾等当另定道德标准，谓：‘凡人能于社会公共事业，尽力愈大者，其道德愈高。否则，无道德可言。’”（《以社会之进步为教育之目的》）
公，强调要了解公。张伯苓倡导“知中国，服务中国”，为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然首先要了解国情社情，了解基层和民众的现实需求。
    公指团体观念。“我看我们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公’字。我们都应当读‘公经’。因为中国人没有团体观念，没有国家观念，就是没有认识清楚这一个‘公’字。”（《吾人应有之知识与努力》）
公指群体、集体。南开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
公指共同生活的能力。“到学校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同生活。”（《在南开乐贤会上对学生家长的演说》）
    公指组织合作及团结的能力。“觉中国至深之病，实不在个人之没有能力，而在个人之缺乏合作精神。……现在列强之所以能致富致强，实在是靠他们人民团结的能力。”（《今后南开的新使命》）
公指自我管理、自治的能力。“南开的教育宗旨在使学生‘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学生应以德智体三事为自立基础》）
公，指政治和社会治理的公共参与。“依我看，凡是有能力的都应该出来参政，我们要大家一齐来。办事的人多了，做起来，就容易‘公’，人少了，就容易‘私’。”（《在公能学会第一次讲演会致词》）
公，指知识分子与国民的联合。“吾校即教授以联合国民之能力”。（选自段茂澜翻译的张伯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发表的英文演说，原载于1918年6月出版的《南开思潮》第二期。）
    公指公共团体。“要有团体组织。诸位校友如果每人能以余暇的工夫，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联合起来，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共同努力于有益团体及国家的事业，一定能有充分的力量与显著的成效。近来多‘结党营私’，我们南开校友要‘结党营公’。”（《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
    公字没有一处指公权力。“本校性质纯为私立，在作成由人民所立之学校，现在筹款筹地，著著进行，事事多仗人民私力。即徐菊人先生虽为总统，终为本校旧校董，亦系一人民资格。”（《在南开乐贤会上对学生家长的演说》）
    我们总结张伯苓对公字的阐述，可以得出结论，他指的公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为公之心，即为公服务的意识和去私存公的个人修养。二是利公之行，为公要付出实际行动，要有实际成效。三是培养公共生活的能力，建立公共团体。第三点值得重点谈谈。
    张伯苓特别重视公共意识的养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组织合作能力的训练。为了达到这几个目标，则需要广泛建立公共团体。张伯苓说：“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与无组织能力。因此学校对于学生课外组织，团体活动，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使学生多有练习做事参加活动之机会。”（《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在一次演说中，张伯苓还从建设国家的高度分析了建立公共团体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国家自改革以来，没有一点很好的进步让我们快乐？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太大了。我们一省，就有欧洲一国的面积大。所以人数太多，精神散漫，并且人人都有推诿的余地，全不负责任，这是团体组织中一个最大的缺憾。”（《在南开学校舒城同乡会上的演说》）
    民国时期的南开学校，有学术研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同乡会等很多社团，毕业校友组建的社会性社团也非常活跃。当年的南开校友会被称为民国第一校友会。如上所述，张伯苓还勉励南开校友广泛建立公益性社会组织，为国家贡献力量。
    三、释“能”
    张伯苓特别强调“能”的重要。他说公能教育“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可见“能”指的是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综合张伯苓的不同论述，可以看出这个能字有很多涵义。可以指体能、智能、学术能力、办事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合作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公共生活能力以及经济能力等。在张伯苓看来，仅仅有为公之心还不够，还要有为公服务的具体能力，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他所讲的能，也不仅指个人能力，他还特别重视“社会的或合群的长进”。
  四、释“日新月异”
   “日新月异”是常用成语，语本《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张伯苓在演讲中对日新月异的内涵有多处阐释。
首先，日新月异是进步的意思。指个人的进步，也指“社会的或合群的长进”。
日新月异也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所以我盼望南开的校友，都能随时求学，‘日新月异’。”（《对于南开校友的展望——燃起了复兴民族之火》）“人的生活能够永新，他的精神也就永新。”（《奋斗即是生活的方法》）
    日新月异代表着创新精神。“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一为发达学生之自创心；一为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中国教育之两大需要》）我们不妨说发达学生之自创心，就是“日新月异”和“允能”；强学生之遵从纪律心，就是“允公”。张伯苓总结南开办学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为信，二为永变，三为专，永变就是不断调整、不断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张伯苓虽然强调创新，但他说的创新不是除旧布新，而是推陈出新。公能校训的基本理念本就是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的。
    日新月异，要求有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之精神。“各校中有进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进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项竞争而论，吾校所得之结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进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国家亦何莫不然。故欲强中国，非打破保守，改持进取不可也！”（《吾之救国药》）“日新月异，自强不息，为我南开师生特有之精神。”（《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
日新月异，强调的是持续努力，积累渐变。“《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相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息而言也。”（《吾之救国药》）
关于“日新月异”和“允公允能”的关系，我们可作如是观：“日新月异”是“允公允能”的结果和成效，也是实现“公”、“能”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社会成员“允公允能”，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社会的“日新月异”；而为了达成“公”也就是社会的进步，为了提升个人、群体和社会大众的“能”，又需要有“日新月异”的精神，也就是积极进取、持续努力、不断创新的精神。

叔孙仲通

“公能校训”的现代公益解读


回顾了张伯苓对公能校训基本立意和具体内涵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公能校训和现代公益事业是相当契合的。公能校训重视服务社会，这和公益事业的宗旨是一致的。公能校训着眼国民的提升，以期能“治民族之大病”，这和公益事业社会教育的目标也是相当接近的。所谓“公能精神”，其内涵和义工精神、志愿者精神也是比较接近的。胡锦涛同志总结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奉献、友爱、互助，可以说就是“允公”，进步就是“日新月异”，包括“能”的“日新月异”以及民众、社会的“日新月异”。公能校训社会属性突出，适用于知识精英，也适用于草根群体；强调修身治学，也强调社会实践；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团队，并且特别重视公共团体的建设和国民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这些和公益事业、和义工也都特别契合，值得深入探究。公能校训可以为现代公益事业发展和公益组织建设（以下主要指义工队伍建设）提供全方位的启示，公益组织成功的秘诀，也在这个校训中揭示无遗。

    一、“公”与公益

    1.“公”与现代公益的基本理念

    公益首先是一个名词，指服务“公共利益”的行为和事业。公益事业的核心建设力量是义工和社工。公益有慈善、社会服务、环保、教育、文化遗产、生活方式建设等很多的领域。

    公益也是一个形容词，作“对公有益”解。从这个角度讲，公益包含的概念可以很宽泛。行为本身不全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并不纯粹，但是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这样的行为也可以划入广义的公益范畴。个人修养良好，业余爱好、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健康、向上，能树立身教的好榜样，传递正能量，影响其他人，那么这也和公益相关。

    公益是一种文化精神，应贯注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有公益性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社会关系、社会机制、文化体系，也属于广义的公益范畴。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去私存公。中国文化的四大家，如儒家的民胞物与、天下为公，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道家的和合共生、损有余而补不足，佛家的无我利他、普度众生，其基本价值观都是公益性的，和近代西方曾流行的强调丛林法则、强调斗争的价值观形成显著反差。

    公益不仅是单方面奉献，做公益利人也利己。从哲学层面讲是如此，从实践层面来讲也是如此。把公益二字拆开，公作副词，益作动词，公可以作“共”或“互”讲，益作“受益”、“利益”讲，那么公益就是共益、互益，共同受益，互相利益。进而言之，公益就是人我共益，天人共益。是以参与公益不能看作道德问题，而应该看作义务和责任，甚至是一种自救。

公益重在公众参与。益字可以作“增加”理解，公益事业需要社会大众添砖加瓦，需要各界有效协作。另一方面，是不是参与公益要尊重公众的主观意愿，现在社会上的某些做法，如行政摊派、逼捐，都是和现代公益理念背道而驰的。

    现代公益提倡公不废私。私也是公的一部分，集众私就是公，大公就是成就众人之私。因此为“公”未必要牺牲“私”，做公益当量力而行，可持续发展，不提倡过于无私的奉献，义工和社工的基本生活和权益应该得到保障。

    公益和道德不同，公益重视发心——“公”，但更着眼实际成效——“益”。公益要求有技术含量，大多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团体行为，不仅强调个人的道德进步，更强调群体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和个人积德行善存在很大差别。

    公益是一个社会概念，某些事情是否合于公益，应站在社会的全局考量，而不是就事论事。就事论事，有的事情本身是好事，但越俎代庖了，或者转移了社会矛盾，这就是不“公益”的了。

    公益事业离不开公共团体建设。公共团体建设不仅利于公益本身的发展，对国民公共意识的养成和公共生活能力的训练意义也极为重大。

    公益事业离不开政府的倡导和配合，但公益事业的主体在民间。学者资中筠先生说：“公益和慈善天然是民间的事情。”“如果政府投身慈善活动，本质上应属改善民生的福利政策，而非慈善。”

    公益事业从本质上来讲是社会教育事业。“公”字当公众解，“益”字当进益、进步讲，那么公益可以说就是公众一起进步的意思。公益的核心在改变人、提升人。改变人从改变自己开始。改变的人多了，就是在改变社会。这是公益发展的基本思路。

    公益的意义不仅在公益事业和项目本身。公益对改善社会风气，转变大众观念，训练国民的公共生活能力，弥合阶层和行业、社群隔阂，促进文化重建和社会进步，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天下公益人是一家。未来公益界各领域的行动者，应该有一个公共的名字——义工。社会上共同关注一个大事业——公益事业。应该形成共同的思维——公益思维。最终达到全民公益，建设公益性的文化，公益性的社会，各国义工携手共建和合共生的公益世界。

    2.“公”和义工修养

   “公能校训”的“公”字蕴含着丰富的修身理念。现任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先生说：“不仅要有为‘公’之志向，还要有‘公’之操守，和‘公’之襟怀。这就是克己奉公、诚实守信、维护公益、做事公允。”

义工的修养，首先要求有为公的精神。仅仅有为公之心还不够，还要有利公之行，有实际的担当。义工为公利公，重在从自己做起，而不是期待别人做或者埋怨有的人不做，张伯苓的名言“中国不亡，有我！”，说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公，就要着眼大局，温和理性，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尽到一己之力。  

    公，就要把公放大，把自己放小，要谦虚待人。无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身份，在义工群体中一定要和众人平等相待。义工团队里人人平等，交流互助，将对阶层沟通、社群融合起到巨大的作用。

    公，就要包容大度。对不同意见和做法要包容，对能力不够的人要包容，对社会的质疑要包容。不同身份、地位、民族、宗教信仰、生活背景的人士，只要他们参与公益，都应该欢迎。

    公，要树立团队观念，要有精诚合作的精神。要遵守行规和纪律，时时着眼大局着眼团队，不自以为是，不炫耀个人才干，不搞个人英雄主义，功劳归公，不自矜伐。

    义工处理内部矛盾一定要公字当先，开诚布公。要从大局出发，自觉维护团队的团结和社会形象，即使批评也应是和风细雨式的，人身攻击应完全杜绝。

公益人的“公益”，体现在方方面面，可以落实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行为说话，接人待物，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可以思考如何对公有益，对人有益，能传递正能量，能给社会和他人树立好的榜样。

    3.“公”与公益运作及团队建设

    公，对公益运作也有不少启示。

公，开展公益项目要尊重公众的现实需求。有些知识分子认为应该做教育、文化等深层公益，不愿参与慈善，但现在公益组织大多数都是做慈善的，参与深层公益渠道不多，他们不容易找到用武之地。基层民众中许多人对深层公益的价值也不了解，还是认为物质救助比较实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妨先多参与慈善，经过一定积累，再逐渐影响公益组织转向，过渡到较深层的领域。台湾慈济功德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业务范围涵盖慈善、环保、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他们最早也是从物质捐赠做起的。

公，公益运作应该公开透明。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捐款来自公众，必须主动接受公众监督。私立时期的南开每年的账目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任何人都可以查阅。今天的公益组织能做到这样透明，自然也就能获取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公，强调公益的公众参与。对义工团队来说，要发挥义工成员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不同的人才能各展所长。

    公，在团队决策和管理上要遵循民主程序，不能搞个别人一言堂。

    建设团体对义工来说至关重要。现代公益多半是团体操作的。在团体中可以分工协作，可以办到个人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有了团体，也才谈得上公益的正规化和专业化建设，才方便做深度公益项目。团体在社会上的话语权也超过个人。

建设义工团体的价值远不仅在做公益本身。优秀的义工团体是友爱、互助、共学、共进的团体，为义工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也在良好的群体生活和和谐人际关系上为社会作了示范。义工的群体提升，将带动更多国民的提升，带动时代风气和社会的转变。

古人讲修身齐家，今天的义工来应该把齐家理解为齐自己所在的义工团体。义工团体是社会性团体，建设好这样的团体本身就是公益。

叔孙仲通

4.“公”对义工团体处理外部关系的启示

公益是全国性的大事业，不同的公益组织是一荣俱荣的关系，需要互相支持和配合，经验要与人共享。义工团体处理外部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和而不同。和而不同，互敬、互惠、协作、共进。这可以说就是一种公益性的关系。

兄弟义工团体之间的交流合作非常重要。不仅要和本地团体交流合作，也需要和外地外省同仁建立联系。陕西汉中学者张俊杰先生提出“东西连手，城乡互助”的公益发展思路，东部地区的公益人士和公益团体给西部地区提供物质支援，西部地区的义工为他们提供一线调查、走访、善款物资发放等方便，为东部高校大学生提供实习和社会调查基地，双方互利共赢，社会效益良好。

    和其他公益领域的义工团体交流合作也很重要。不同领域的义工各有优势，在交流中特别容易碰撞出思想火花，人脉、传媒、募捐渠道等资源也可以共享。将不同公益项目交融穿插，效益可能成倍增加。为慈善项目赋予文化主题，往往有画龙点睛之效。再如敬老结合口述史，助贫针对濒危非遗传人，以及国学义工参与慈善，都有很大的前景。

公益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是互相联系的，义工当有大格局大视野，关注点完全可以放到公益以外，积极和其他界别的人士配合合作。这样取得的社会效益将更加巨大和多元。如助学义工熟悉大山区，倘能介绍专家为当地建设献计献策，宣传当地的旅游、农业、物产资源，引入环境友好的产业项目，潜在的效益可能远远超过物质捐赠本身。

公益也是全球性的大事业。当今时代许多社会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治理危机要求各国各界普遍参与。现在我国义工关注重点基本在国内，未来更需要有国际性的大视野，加强跨国交流合作。

5.“公”与公益的公众参与

公益是一项社会事业，有赖于社会各界和大众的广泛参与。有些公益领域如环保和生活方式建设，没有最广泛的社会参与，不可能取得根本成效。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我国港台等地，全民参与公益、全民做义工大体已经成为现实。

    公益远不仅是捐款捐物，参与公益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换个思维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捐赠”的东西是非常之多的。捐时间，捐劳动，捐创意，捐方法，捐专业技术，捐思想，这也都是公益。能对公益行动者多加称赞，让他们受到鼓舞增加信心，这也是在为公益做贡献。

    公益不一定脱离正常生活，完全可以将公益和自己的正常生活结合起来。如安猪先生倡导“多背一公斤”，将助学融入旅游，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有的企业和社区号召员工和居民参与“地球熄灯一小时活动”，简单易行，影响广泛。再如近年自行车运动成为热门运动，倘能将长途骑游和公益筹款、社会调查、文化考察、宣传旅游资源、传递公益理念等结合起来，倡导带公益性的旅行，其意义将不可估量。

    参与公益，并不一定要直接帮扶救助对象，为公益组织提供支持也很有价值。如可以搭建公益交流平台，为不同领域的公益行动者和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媒体人士等进行交流提供方便。再如公益信息传播，普通网民都可以发挥作用。媒体在这方面能扮演的角色就更加关键了。

公益理念和经验的传播至关重要。高校学者应广泛参与到公益学研究中来，学校也应对社会公益组织敞开大门，积极与他们开展项目和学术合作，让义工领袖较多地到高校接受培训。近年来主流媒体许多都开办了公益版或公益专题节目，但多数以宣传人物和具体活动为主，还很少有传播公益理念的专栏，未来这方面的工作需要大力加强。

    知识分子的参与对公益发展至关重要。知识分子并非专责立言，也应能立功。为社会服务，不一定在学术领域，也不一定参政议政，在社会领域大有用武之地。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将公益等同于好人好事，以为可有可无。他们没有了解到公益对文化重建和社会进步的重大意义，也没有认识到公益事业是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大舞台。这种认识必须得到改变。

    就公益界而言，要吸引社会人士普遍参与公益，必须广泛传播公益理念，必须降低做义工的门槛，公益项目应多元化，应设计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这就涉及公益组织“能”的建设问题了。                  

   二、“能”与现代公益

    1.“能”对公益界的启示

    太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人人可为的，但立功立言就需要能力和水平了。就义工来说，要做好公益，只有公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多方面的能力和专业素养。能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也是思想意识、观念、智慧层面的。公益思想和发展策略的研究特别重要。

    令人惋惜的是，长期以来，社会上对公益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将公益等同于献爱心，等同于道德，这是重大的误会。这种偏差认识在公益界本身也非常普遍。过分强调爱心和道德，会导致专业能力建设、团队文化建设以及思想理念建设被忽视，影响到公益行动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发展，限制公益的社会参与度。

公益发展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缺资金和好的制度环境，而是缺乏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知识分子以思想力见长，以他们的思想力结合广大草根义工的行动力，公益才有健康发展的可能。

     2.“公能”与公益

    “公”、“能”连用，也有多方面的含义。  

    公能，就是不光自己能，也要让别人能。要教会别人能，带动别人能，影响别人能。

公能，不仅要个人能，还要团队能。团队建设非常重要，义工培训工作也非常重要。

公能，不仅要团队能，还要社会能。要带动广泛的社会参与，促进公众的普遍提升。

    公能，还要善用公众之能。就义工团体内部而言，当善用不同人之能而成就团体之能，让各类人才扬长避短，各就其位，有效配合。就社会层面而言，当巧妙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让各种社会资源都能为我所用，达成各方共赢。

    三、“日新月异”与现代公益

    1.“日新月异”对义工的启示

    “日新月异”对义工也有多方面的启示。日新月异，义工的道德要日新，修养要日新，“能”也要日新，知识日新，领悟日新，专业能力日新，学术和实践上要有创新。不仅个人要日新，“公”也要日新。义工团体要日新，公益事业要日新，以众人点滴的努力促成家乡的日新、社会的日新以及国家的日新。

    义工群体特别需要加强学习，不断创新。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和港台地区学习，也需要学习本国的公益传统，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公益界从名词概念、基本理念到具体做法许多都直接取法于西方。西方国家有他们的具体国情，西方NGO有他们自己的发展脉络，其基本理念也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断不可以一例照搬，引进时需要去粗存精，需要经过本土化的改造。

    建设公益事业、促进社会进步不可能一步登天，需要积累渐变。要象张伯苓说的那样，“傻不唧唧地干”，争取每一厘米的进步。知行合一，实实在在做事，实实在在做人，将公益精神贯注进生活日用，天天公益，人人公益，三十年后，且看如何。

    2.创新能力决定着公益组织的生命力

    对公益组织来说，创新能力至关重要，决定着组织未来的生命力。那些发展较好的公益组织，可以说都是比较善于创新的。可惜的是，这样的组织不是很多，当下公益界特别缺乏的就是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就公益项目而言，全国各地的义工绝大多数是做慈善和社会服务的，活动内容大同小异。义工的话语表达也普遍缺乏创新，风格和官方媒体差别不大。义工应逐渐建立自己的话语模式，从点滴入手影响社会思维的转变。思想理念的创新对义工应是重中之重，但这方面的欠缺也是特别明显的。此外在管理模式、筹款方式、形象设计、社会交往、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创新，义工群体总体而言都做得相当不够。

    这里举一个创新不足的例子，义工清明祭扫的问题。于此问题可见义工在公益项目、活动内容、话语表达等多个方面都普遍缺乏创新。

    清明祭扫，全国各地的义工几乎不约而同地去著名烈士陵园，而对祭奠对象的事迹和精神又少有具体介绍，一概以“烈士”笼统名之。新闻报道一般也缺乏新意，可以说换个地名，各地的报道文稿可以通用，甚至不同年份的也可以通用。

    清明节祭扫可以创新的方面太多了。在祭奠对象上，除了现当代烈士以外，如古代的英烈，文化名人，行谊突出的乡贤，重大历史事件或自然灾害的牺牲者、受难者，家族的开山远祖以及历史上的公益先驱等，都可以祭奠。在纪念方式上，可以恢复传统礼俗，对人物生平作专题研究，倡导对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将清明祭扫活动和乡土教育结合起来，和传承文化、转变社会观念结合起来，甚至可以和地方发展结合起来。以这种思路开展活动，有望产生巨大的多方面的综合效益。

叔孙仲通

四、公能校训揭示了公益组织成功的秘诀

    学校校训和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契合并不奇怪。学校是教育机构，公益的核心在改变人，公益组织、义工团体就其本质而言也是教育机构，做的是社会教育和成人教育，着重在公益实践中提升人。

    公能校训和公益组织契合就更加自然了。首先，南开是个重淑世的学校，南开教育的根本着眼点在不在教育本身而在社会，培养人才的目的不是单纯为学术研究，而是为了直接服务社会、改进社会。张伯苓论述公能的内涵，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治民族之大病”，要唤起国民的社会责任意识，增进国人的公共精神，提升国人公共生活的能力。这都和公益组织的建设目标若合符契。

    其次，南开当年是民办私立学校，可以说就是一个教育NGO，是一个教育类公益组织，严、张二公就是义工领袖，南开的行政教学团队就是“南开义工”团队。“允公允能”是严、张二公的教育理念，也是他们以及“南开义工”精神风貌和素养的真实写照。公能校训是南开建校三十年后才确定的，所以也应是张伯苓对自己办NGO经验的总结。我们可以说，公、能二字揭示了公益组织成功的秘诀。对于公益组织来说，想要生存发展，必须“允公允能”。

先言公。公益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公众捐款，如果不能心存大公为公众谋福利，是不可能取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的。这方面严、张二公和当年的南开就是最好的例子。张伯苓以为学校“私立非私有”，办学是为了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人才。严修将自己的财产和藏书大量捐赠给学校办学，张伯苓一生极为简朴，工资只有某些教授的三分之一，去世的时候只留下了七元钱。张伯苓一生致力南开办学，但他的关注点远远超出了南开一校，担任过多所其他高校的董事长和董事，曾派出得力助手支持过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创建，还积极组织和参与赈灾、抚养孤幼等慈善活动。严、张二公及其团队的大公无私让他们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公信力，也为南开广泛争取社会资源办学奠定了基础。

次言能。一个公益组织要想发展壮大，要想获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光有公心没有能力也是不行的。民国时期私立学校很多，但能象南开那样有成就有影响的为数不多。南开办学之所以能成功，当然首先是因为严、张二公思想深邃，能力超卓。也正因为南开成就斐然，培养出的杰出人才车载斗量，人们才会觉得捐钱给南开物有所值，南开才可能得到上至国家元首、社会贤达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张伯苓找人募捐的时候常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他本人没有超卓的才干和尊崇的社会地位，南开没有响当当的教育品牌，他是不可能给人多少“机会”的，别人自然也是不会给他很多“机会”的。



                                                               结语
  

一、公能校训润身淑世并重，在全国高校校训中独树一帜，其内涵既深且广。

公能校训和南开早期的办学经验至今仍有极大的研究和借鉴价值。

在理论层面研究公能校训，最基本的依据资料还是张伯苓的文集。公能的内涵在他的文集中有明确而全面的论述。当下弘扬公能精神，最基本的还是普及张伯苓本人的著述。

   二、公能思想在很多社会领域都适用，当站在整个社会的层面来研究公能思想，而不是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严、张二公对教育的理解本来就没有局限在教育和学术领域，他们办教育的宗旨落实在为社会服务。张伯苓以“公”、“能”对治国人五病，如今除“贫”外其他四病仍在，有的方面甚至比当年更为严重。是以当今社会特别需要公能精神。公能精神当不仅属于南开校友，也有理由成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和全社会的文化自觉。

    从社会层面考量公能校训，可以认为它的特色是：润身淑世并重，特别重视淑世，将高等教育的意义拓展到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承以外；强调人的群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强调公民责任和社会担当，并指示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和建设的具体路径。和其他许多高校校训相比，公能校训摆脱了精英主义，强调结合民众和基层实践，而且有体有用，虚实兼长。

三、公益事业未来在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中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民公益必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公能精神和公益精神、义工精神非常接近，公能校训完全可以作为公益事业的核心理念和义工团体的基本宗旨。

    南开的教育理念强调公能，强调“知中国，服务中国”，今天的南开校友理应在公益事业中有更多担当并发挥重要作用，在公共团体建设上为社会树立典范。

    四、义工概念虽然来自西方，公益一词出现也不到百年，但我国实有深厚的公益传统。中国文化的公益理念极为高明，前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开掘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下学界关于公益的研究大多沿袭自西方，对本国的公益传统重视不够，未来需要大力加强。以民国而言，除了南开之外，优秀的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其他公益组织还有很多，他们的理念和经验也都非常值得研究。期待有识之士早日注意于此。